这些年来，商界充斥的丑闻（毒奶粉、疫苗、食品、假商品等等），无一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

或者说，逆全球化主要是政府行为，而反全球化是民间行为，后者一直存在。实力衰落者要保护已有的权力，实力上升者要求扩大自己的权力，于是国际秩序就难以维持了。

其次，反建制主义只反对自由主义的某些观念和政策，并不是反对现行的政府官僚机构和体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实现中美领导人互访是这一时期的两个代表性事件。二是，这种矛盾关系到这些国家的战略利益，或者说关系国家全局的核心性需要。逆全球化是指政府开始从支持全球化转向不支持全球化。几年之内全球治理一定是衰退趋势，现在各大国都是大难临头各自飞，采取自保甚至以邻为壑的政策

平衡可以理解为我和你一样高，也可以理解为是我高你低的情况不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实现中美领导人互访是这一时期的两个代表性事件。中国不应该拘泥于3%的赤字目标。

第一财经：各界对于加大财政支出后的基建投资低效问题颇为担忧，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余永定：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担心基建投资效率低是有道理的，中国不应该重走2009年的路径，投资项目的设计应该更为合理，地方政府的角色也应该被更为精确地框定。自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经济增速持续下降，2012年3月以后PPI连续54个月负增长，CPI基本上也在2％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仍然不得不采取偏紧的货币政策来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抑制房价应该由其他政策来解决，且因地施策。在经历了40年的快速增长后，经济放缓是不可避免的，但2019年保持6％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房价上升会把大量原本在实体经济中循环的资金吸入资本市场，并在资本市场上自我循环。而这也意味着，在2019年我们还有政策空间。

基础设施主要是投向公共服务领域的，这些领域，特别是在短期，是不可能有很高商业回报的。可以粗略算一笔账，当前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3.3%，通胀为2%左右，假设基础财政赤字4%，而经济增长为6%，那么国债对GDP比的极限值是80%，与其他国家比还是不错的。把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胀两点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较高的名义GDP 增速作为增长目标。2018年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低于2017年底、2018年初的预期，同2016年以来事实上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关。

进入 余永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此外，人民币贬值也不会失控，从而触发大规模的做空压力，因为中国仍然在实行资本管理。除了实现增长和物价目标外，为了配合财政部发行较大规模的国债，中国央行也应该采取更为扩张的货币政策。除了增速，中国现在还需要通胀，即需要一个更高的名义GDP增速。

事实上，房价的剧烈上涨早在央行信用宽松前就出现了。他同时认为，除了增速，中国还需要保持合理的通胀率。

而中国企业也已经学习了如何保护自己避免受到汇率波动的冲击。因此，尽管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长期问题，但鉴于稳定经济增速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重中之重，中国需要加大政策调整的力度，2019年在继续深化各项改革和调整的同时，执行具有足够力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

中国CPI目前大约在2%左右，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这两个指标的情况应该会让央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例如，房价变动周期与增速和通胀周期并不同步。各界呼吁关注经济增长质量而非速度肯定是正确的。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声明中没有提及汇率稳定，是不是意味着中央对汇率变动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态度？我希望如此。因此，央行需要加大货币供应量来满足实体经济的流动性需求。现在美联储已经退出了QE，并正在加息、缩表。

此外，中国央行还要实现许多结构性目标。这些目标是无法同时通盘实现的。

对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并不需要过度担忧。总体而言，在2019年中国应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辅之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但是这一观点可能只是部分正确。目前而言，中国央行不应该仅因担忧房地产泡沫而减少货币供应量。

通缩更是会加剧偿债压力，形成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因此，中国政府仍然有一定的空间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考虑到或有债务，上述占比可能更高可以粗略算一笔账，当前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3.3%，通胀为2%左右，假设基础财政赤字4%，而经济增长为6%，那么国债对GDP比的极限值是80%，与其他国家比还是不错的。

如果要抑制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滑，在贸易顺差逐渐减少甚至可能由正转负、私人投资踌躇不前（房地产投资可能较大幅度放缓）的情况下，可靠的方法就是加大财政支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抑制房价应该由其他政策来解决，且因地施策。

房价、汇率不应束缚货币政策 第一财经：就货币政策而言，是否需要担心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滋长地产泡沫？ 余永定：海外央行普遍只盯住通胀这一个目标，最多再加上就业和经济增长目标。中国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扼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为此，中国有必要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央行原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近日接受第一财经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中国过去40多年的经验证明，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一切问题都会恶化，因为大多数经济和金融问题都是以经济增速为分母的。

第一财经：去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声明中没有出现汇率稳定的表述，这传递了什么信号？ 余永定：尽管汇率稳定没有出现，但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仍然强调了六个稳，这体现了中央经济政策的求稳偏好。因此，央行需要加大货币供应量来满足实体经济的流动性需求。

此外，人民币贬值也不会失控，从而触发大规模的做空压力，因为中国仍然在实行资本管理。而中国企业也已经学习了如何保护自己避免受到汇率波动的冲击。现在美联储已经退出了QE，并正在加息、缩表。传统观点认为，央行为经济注入了太多流动性，这是导致房地产泡沫的元凶。

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等长期问题无从谈起。2019年中国经济究竟如何？近期，海内、外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开始显现，但我不认为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会很差。

同时，稳增长、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金融风险防范等多项短期、中长期任务有待完成。富于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可以成为经济的调节器，适度贬值可以提升通胀，也可以缓解出口压力。

但这类改革和调整在短期内难以完成，远水只能解远渴，它们对抑制经济增速在2019年下滑发挥不了立杆见影的效果。2018年的前三季度，基建投资增速只有3.3%，2017年同期则高达19.8%。